2026年，是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半个世纪过去，这位历史伟人的思想遗产并未因时光流转而褪色，反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征程中愈发彰显其深邃的现实价值。

本文将《毛泽东选集》比肩《论语》《周易》等文明原典，认为其作为“血的著作”继承了中华文明“忧患意识”的道统，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锻造自身与组织人民，造就了“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的全新政治主体，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赓续与创新。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刊发。

【文/谢茂松】

在传统中国，《论语》几乎是人人必读之书。在当代中国，《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作为毛泽东著作的精华，也几乎是人人必读之书。

如果说《论语》关乎中国人之为中国人，关乎如何做一个人，如何在天地君亲师、在家国天下、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做一个不负天地、不负家国的有德性的人，那么《毛泽东选集》则关乎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关乎如何做一个现代中国人，如何在现代家国天下中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现代中国人。二者在中华文明的赓续与创新发展中的意义极为重大，内含着“下学而上达”、“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极其卓越而素朴的真理。

《周易·系辞传》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论语》与《毛泽东选集》一古一今的两部书，都体现了简易而易知、易从、“可大可久之道”，能行之后世千年而不坠。

《毛泽东选集》关乎何为现代中国、何为现代中国人，也就是关乎现代中国之为现代中国的本质特性，关乎现代中国与世界，关乎现代中国的现代新制度、新文化，关乎现代中国的现代新政治、新经济、新社会、新文化，同时也关乎现代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以及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关乎着现代中国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一句话，《毛泽东选集》关乎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的根本精神。

一、《毛泽东选集》与现代中国之为现代中国

中国从晚清开始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直到中国共产党才成功应对这一大变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反对内外敌人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正是中国革命的目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意味着对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意味着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成功应对。

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成功应对，是通过彻底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方式来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进而在胜利后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来完成的。三千多年前，周文王之子武王革命胜利后，通过武王之弟周公制礼作乐，集夏商周三代文明之大成，建立了西周礼乐文明制度，奠定了中国文明的文明基础与政教秩序，影响了中国后世三千年。晚清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冲击时才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震撼。

从文明史的大视野来看，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也将如武王革命后建立的西周礼乐文明一样，影响中国后世千年。这是中国破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本质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开篇说：“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国革命深得汤武革命的精神，而中国社会主义同样在大本大源上深得武王革命胜利后确立的礼乐文明的精神，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可谓是充分体现了新礼乐。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提出独立战争、美国内战尤其是内战造就了美国这个国家。美国内战是“用来造就一个国家的昂贵材料”，但它确实造就了一个国家，还造就了美利坚民族主义。

内战前，美国人说到美国时都把United States当作复数名词，内战后就把它当作单数名词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来说，意义更为深远。中国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文明秩序、新政治秩序、新社会秩序的起点，是旧邦新命。

中国革命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追求，中国革命的领导、组织、动员者中国共产党和动员对象中国人民共同构建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政治秩序，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以及以其先锋队的觉悟带动广大人民的普遍觉悟构成的德性政治、德性社会，构成了中国革命的精神以及中国革命的政治原则、政治原理，进而内化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之中。

如果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中国革命的精神，丧失了中国革命的政治原则、政治原理，中国社会主义就不成其为中国社会主义了。中国革命的精神完全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之中，二者完全是一体的，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共同具有千年文明意义。

“五经”作为文明原典，《周易》被认为是“五经”之首。《周易》作者被认为是周文王与周公，他们分别是卦辞、爻辞的作者。《周易》又被认为是“忧患之书”，周文王被商纣王关于羑里时写下《周易》卦辞，体现了周文王的忧患意识以及在忧患中历练、增进自己德行的追求。《系辞传》指出了《周易》与周文王的关系：“《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周易》是周武革命、西周礼乐文明的经典，也成为中国文明的最核心经典，一直影响后世至今。中国革命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无疑是《毛泽东选集》，《毛泽东选集》是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探索与经验的总集，被认为是“血的著作”，其性质、意义可与《周易》之为忧患之书等同，同样也具有千年文明的意义。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离不开对《周易》等文明原典的诠释，其中最早、最系统、最重要的整理者、诠释者就是孔子，周公、孔子也由此被合称为“周孔”。记录孔子与其弟子对话的《论语》被认为是对孔子思想最直接、最直观的记录，汉代赵岐《孟子题辞》谓《论语》是“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是孔子诠释“五经”思想的博而返约之书。《周易》因其难解而被认为是“三玄”（另外两书是《老子》《庄子》）之首；《论语》平易、深入浅出，提供了人人可学的下学上达之道，成为一代代中国人修齐治平的基本读本。

《论语》的下学上达之道，是通过下学人事而达到对天道的理解。《周易》根本上是天人相应之道，即人道取法天道，如大家熟知的《周易》乾卦的大象辞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的大象辞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行健”、“地势坤”都是说天道，“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厚德载物”则是说人道取法天道。

《论语》是对话体、语录体，其语言虽是当时的书面语，即文言文，语言风格上却比较口语化，质朴、简明却很好地做到了达意，这就是孔子所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论语》是“辞，达而已矣”的典范。《毛泽东选集》的文章是现代白话文，毛泽东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除诗词写作用文言文外，他的政论文完全使用现代白话文写作，《毛泽东选集》在现代白话文写作尤其现代经世文章写作上，与两千五百年前的《论语》一样，成为“辞，达而已矣”的典范，在对现代中国人精神的影响上也类似于《论语》。

“辞，达而已矣”，也就是语言干净。干净就是学而能化，博学于文，还要博而返约。约就是思之通透，学而能化的检验就是能有效地用之于世。孔子的弟子子贡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毛泽东选集》在现代白话文写作上成为“辞，达而已矣”的典范，不仅仅是文章的形式问题，而是形式就是内容的有机体，体现了现代中国的新文风，只有这种现代中国的新文风，才能表达现代中国新政治、新社会。

二、《毛泽东选集》与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

（一）《论语》关乎中国人之为中国人

在传统中国，所谓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乃是文化意义上的，即是对于中国文化之认同。这种认同可能是自觉的，尤其是对于士大夫而言；这种认同也可能是不自觉的，尤其是对于广大普通百姓而言，则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化的制度安排，即生活方式，中国文化由此潜移默化为百姓的日常行为习惯。

《论语》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原典，探讨的正是关乎中国人之为中国人之所在，即生活方式背后的文化价值、人生意义，这就是传统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在。语录体的《论语》，因其日常语言之平易而易懂，但这种平易乃是下学而上达，极高明而道中庸，在日常人事之下学中而上达超越、究竟之天道，此人人可学，可通过学习而成为君子，并有可能成圣成贤，入于圣贤之境。

《论语》背后乃是作为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之大成的西周礼乐文明之文献记录的整个“五经”系统。故阅读《论语》这本薄的书须把它读厚，即读出《论语》背后孔子删削、整理的整个“五经”的文明系统。

《论语》这本薄书要读厚的第二层意思，是读书时要把自己摆放进去，以自己全部的人生经验、社会政治经验来与《论语》进行深度的对话。《论语》要成为“为己之学”，即与自己的安身立命联系在一起来阅读《论语》，领会孔子所言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的智慧的累积与飞跃，不断温故而知新，在不同生命阶段对《论语》有不同的体悟与领会。

人生阅历愈丰富，历练愈多，则对《论语》孔子合仁、智之为圣之大智慧有愈深的体认，对古人所说的孔子之“圣之不可及”有真实的体会。自汉代尊崇儒术迄至当今，《论语》几乎是两千余年中国家家必藏之书，人人必读之经典，而且贯穿人生自幼年至暮年全阶段，《论语》所传达的文明信息早已沁入一代代中国人之心志、观念、行为，成为规则、引导、方法和信条。

（二）《毛泽东选集》关乎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

理解《论语》关乎传统中国人之为中国人之所在，则能通古今之变，在大历史的历史纵深中，在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中，对《毛泽东选集》关乎现代中国之为现代中国、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毛泽东为何说《毛泽东选集》是一部“血的著作”？因为它记录了中国在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而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国家困境、社会困境、文明困境这三重困境时，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历史忧患中产生并成长、壮大，如何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最终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使国家获得独立，人民获得解放，并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对于国家困境、社会困境的克服。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是最终对于文明困境的克服。

王阳明提出“五经皆史”、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毛泽东选集》作为一部“血的著作”，就是一部用牺牲、奋斗的中国革命实践写就的党史。1945年毛泽东在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24年来的牺牲奋斗时说：“这二十四年我们就是这样走的：七年是从建党到北伐战争，十年国内战争，八年抗日战争。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从《毛泽东选集》这部“血的著作”，可以最直观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由小到大、由弱胜强，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锻造了前所未有的超大而强有力的组织，如何锻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组织动员起来的人民。

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油画）

《周易》被认为是“忧患之书”，《系辞传》诠释了《周易》履卦等九卦体现如何在忧患中锻炼、增进德性：“《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辩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系辞传》又诠释周文王在忧患中领悟“《易》之道”：“《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中国共产党在忧患中产生、成长、壮大，《毛泽东选集》则是对此的集中体现。《毛泽东选集》作为“血的著作”，与《周易》作为“忧患之书”完全贯通，从《毛泽东选集》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锻造与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自我觉悟的过程，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革命道路实践何以具有“道”的原理性高度。

《毛泽东选集》在根本上乃是关乎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之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同时是社会革命，彻底改造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而革命本身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中国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革命所造就的新的社会地基上的建设。

理解《毛泽东选集》就是理解我们自身，也就是理解如何做一个现代中国人。如何在现代家国天下中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现代中国人，而这就要通过《毛泽东选集》深刻理解现代中国之为现代中国的本质特性，深刻理解现代中国与世界，深刻理解现代中国的现代新制度、新文化，深刻理解现代中国的现代新政治、新经济、新社会、新文化，从而深刻理解现代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以及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深刻理解现代中国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对《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愈深，对于我们自身的认识就愈深。《毛泽东选集》是常读常新的，如同历代对《周易》《论语》的经典诠释一样，对于《毛泽东选集》也要有经典诠释的自觉意识。中国文明传统通过历代对经、史之经典的不断诠释而得到传承，从而保持文明的连续性。传统是如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中国革命形成的新传统也需要有对经典的不断诠释而保证其传承性，《毛泽东选集》就是从中国革命中诞生的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它既是“史”，也将成为新的“经”，成为中国文明传统的新发展。

总之，《毛泽东选集》与《论语》，在下学而上达、关乎古今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意义上，共同构成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毛泽东选集》作为“血的著作”与《周易》作为“忧患之书”，则在三千年文明史视野下，共同构成“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的建立文明秩序的意义。